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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清赴港“误入”配音圈 感慨与内地风格大不同
叶清十几岁时随父母从上海移居香港。不喜欢领事馆工作的叶清兼职做过游泳教练，因普通话好，经妈妈的朋友介绍，误打误撞进了香港电影配音这一行。
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叶清，看过配音译制片，听过童自荣配音的佐罗，他还清晰地记着，《叶塞尼亚》中李梓的一句“喂，当兵的。”让美丽泼辣的吉卜赛女郎呼之欲出……“在我的脑子中，认为只有那样的译制片中的声音才叫配音，但是我接触香港的配音之后发现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两种路子。”
叶清第一次是给一个计程车司机配音，司机对一个乱过马路的人大喊：“找死啊。”“就这三个字，无论我怎么说，老师都说我说得太斯文了，像个学生，没有司机吼出来的劲头。”后来有位前辈演示了一遍，大吼一声“找死啊”一遍就过了，这与叶清当初认为的配音完全是两回事，完全颠覆了他对配音的印象。
叶清曾为《花样年华》、《2046》中的梁朝伟，《无间道》中的刘德华配音。他说，香港的电影和电视配音很多时候都是在还原生活，希望别人看电影的时候，不觉得有配音的痕迹，让配音与演员的表演有一体化的感觉。让观众感觉到所演的情节都是真实发生着的，都是在身边的真实事情。“还有，香港电影很少说道理，往往就是讲小市民的生活，比如讲简单的爱情，义无反顾的江湖义气或者一些轻松的喜剧。”
“配音行业是电影工业中的一部分，应该被承认。电影的字幕中应该体现出配音演员的价值，可以加入主要配音的男女主角和配音导演的名字，事实上配音的确参与了电影的创作，并且很重要。”叶清认为，况且这个事情对电影是有好处的，如果配音行业被广泛地关注，以后很可能有声迷为了配音演员而去看电影。
在众多电影评奖中，叶清从未看到过最佳配音奖。“哪怕在译制片中选一个最佳配音，也是对声音艺术的认可。有可能再慢慢扩展，这是同行应该去争取的。”叶清认为，以前片商不希望观众知道香港的演员不会说普通话，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的普通话并不好，是由配音演员进行的。“现在躲在幕后的配音就可以浮出水面了，配音有应该有的位置，配音对电影来说也是一次创作，不走出电影的大圈子，里面的把握配音分寸，对电影也有很重要的作用。”
一位配音演员认为，配音演员只有自己内心保持平静，才能赋予角色最真最好的声音。而有这样的职业素质就要多观察生活中不同的人和事，接触不同种类的文化和艺术表现形式。“平淡的现实生活中，蕴含的东西很有震撼力，其实平平淡淡也是戏。尽自己的力，踏踏实实做好了就有未来，如果都对付，配音艺术可能就没有未来了。”
叶清说，最近几年他的团队经常与内地不同地区的录音室合作，“现在有70%还是由传统的形式来做，由一个固定团队，可能是十几二十个人，不管接到了什么样的配音，都由这个固定团队来做。很多地方都被很多人关注，它的没落与兴起要看配音演员和这个行业内的人如何经营，用什么态度去做，这将决定配音艺术的高度。”
石班瑜配《长江七号》 每句对白都与周星驰讨论
石班瑜配了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、《鹿鼎记》、《大话西游》等周星驰的经典影片，因为声音的识别度极高，成为内地影迷心目中周星驰声音的代言人。与叶清一样，“还原生活”也是石班瑜一直强调的，前不久，石班瑜为一部日本电影配音。翻译稿递到他手上后，他发现很多内容都是直接翻译过来的，根本不是我们平常讲话的方式，“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修改剧本，改剧本又不能失去剧本的原意。当中加入了一些俚语与适合当地的语言习惯。配音不是照本宣科一字不改，要把翻译的稿子讲得很生活，还原到生活本身。”
石班瑜最近在为一部动画片配音，讲的是封神榜的故事。“如果只是照原来剧本对白来配音的话，是很难吸引年轻人和小孩子的，我们就将对白做了改动，很多话都跟着现在年轻人流行的说法。改动之后就会很有意思，比如剧中有一段是两个人准备打架，改了之后就变成‘干吗？你想和我PK吗？’但是要合情合理，不能在搞笑的时候失去了故事性。同时我们还把已列为文化遗产的人偶戏加进戏剧中，来丰富这部电影。”
虽然艺术环境不同，但对本土化改造，内地配音演员与港台同行是一致的，“配音是要还魂的，借演员的表演和画面去还魂。”一位内地配音演员认为，配音是二度创作，一些说不好普通话的演员以及外国的电影电视剧，在翻译之后很多句子不通顺，我们要把所有不通顺的句子都理顺。要符合不同地域的人的事实和思维脉络。做到本土化，用中国人更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。
事实上，正如叶清所说，态度决定高度，对于一部作品，要看创作团队是否对作品充满敬意。石班瑜在为周星驰的《长江七号》配音时，常常是一句对白不停地与周星驰讨论，讨论的时间比配音的时间还长。“我经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告诉他，他也很认真，他在认为有趣的时候，他会调出带子，将广东话版本电影的对白也改掉，这样互相激发才过瘾。某种程度，我们是共同创造一个角色，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。”
石班瑜开设培训班 要留住那些有特色的声音
石班瑜发现在台湾很多韩剧在翻译之后，电视台要求配音演员不能修改，只能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，这样就导致，配音时有些话不能与电视剧中的演员的嘴型对位。“因为电视台想将翻译的版本再出韩语学习书，成为学韩语翻译的教材。我去了之后就说，对不起，这样我不会配。这个行业整个的生态，电视台是有声音就好了，观众对配音也没有要求，观众觉得看得懂就好了。配音演员也没有心情去做，与其这样，我觉得还不如去认认真真做一些好的作品。”
现在很多时候在看原版和字幕，原因是观众外语水平的提高，很多人可以适应看着字幕的形式，但是能够感觉到演员表演。感觉更真实，更能被表演吸引。
“有一个事实是，配音版本呈现出来的吸引力降低了，或者是没有达到相应的高度。也许是配音的时间不够，预算不够，也可能就是配音演员没好好做。”叶清说，在给张家辉主演的《天地豪情》配音时，张家辉饰演的人物是一个从好变坏的人，他在配音的时候，并没有用很狡猾很夸张的声音，而是用一个很温柔平和善良的声音，却让人感觉到其中极大的反差。“很多人都想把经过训练的声音给表现出来，但却远离了电影中的人物本身。香港的配音未必选择训练有素的声音，却往往选择有特色的声音。”
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，配音演员有很长的时间准备，甚至将剧本解构出来后，一场戏一场戏地去排练，像话剧演员一样演一遍，到最后进棚时，配音演员都不用看本子，都已经把词背下来了。那时候千锤百炼出来的能不是精品吗？”一位配音演员说，配音需要行业进步，配音演员做片子很精致，出来的东西也会是高级的，符合潮流的，符合观众需求的，导演诉求的先进的理念。“而不是陈腔滥调，不是类型化、表格化的表演。我们需要有创造性，不能永远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。”
石班瑜在学配音的时候，师父就告诉他，翻译后的稿子一定要改。“有时候我们偷懒不改，早上六点就会接到师父的电话，他看到不对的地方就把我们骂一顿，我们还得再去重配。”
在刚开始给周星驰配音时，大段大段的台词石班瑜都要背下来。在录音间中，石班瑜在配音，边上的同行在打赌，打赌他能NG几次。“我在前面配音，后面的人在赌我能NG几次，我的心理压力很大。我也要感谢这些打赌的人，感谢他们给我的压力，要不可能我也配不出来。我就是有这么个傻劲儿，我觉着这个不错就会一头钻进去。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缺的是执着的劲头，就像《少林足球》里讲的，‘人要是没有理想，那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’。”
石班瑜说：“我现在在台湾，会定期招考想学配音的学员。我们对于新来的学员，发现他有不同的声音特色，我们就要保留他的声音特色。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别人，因为演员用全身在演戏，可是我们只能用声音来演戏，难度相对来得更高。这或许也是配音未来发展的趋势，我们现在就在这样去做。”
石班瑜、叶清以及很多配音演员都在享受着配音带来的快乐。石班瑜也将配音视为生活中的一部分，“配音是我这辈子的热爱，与我的这一生已经结在一起了，我不会放弃。”
叶清说：“配音是老天爷给我的馈赠，既是我的事业，也是我的理想和爱好，这几项加在一起让我很快乐。我们用声音分享快乐，用声音交流情感，携手同行。”
不求轰动以声服人 国内纪录片配音“达人”
因为不会被演员的“风头”掩盖，所以配音演员的声音成了纪录片的一道重要风景。国内纪录片爱好者中，配音演员任志宏、李易、杨大林的粉丝不少。
中国的电视纪录片配音，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北京电视台出品的配音《英雄的信阳人民》开始，就处于萌芽发展阶段。当时，相对于老牌的译制片配音而言，译制片配音和电视纪录片配音有了太多的区别而被人们所重视。七十年代后期，画面所呈现的真实生活环境，配音解说的真实性，都让电视纪录片配音的发展迎来了真正的春天。
著名配音员李易曾为许多纪录片配音，其中不乏《圆明园》、《再说长江》等佳作。他认为，现在靠“声音”吃饭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且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，在这门艺术上有追求、有自己特点的人，才有资格谈“声音”，只想以此当赚钱手段的人，只配谈“活儿”。
著名配音员任志宏长期为央视科教频道和纪录片频道配音，杨大林也一样。两人的声音都很有历史感。任志宏多次提到，“我到电视台工作给自己定了八字原则：只求品位，不求轰动。解说纪录片，要有讲故事的能力，一件事情娓娓道来，观众才爱听。”他说，在收视率为王的电视圈，浮躁之风大盛，他很不以为然。“主持人要有一种使命感，我的原则是不能误人子弟，我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是过几十年后回头看依然有味道。”
纪录片为了体现厚重感一般都会选择男性配音演员，但去年的大型纪录片《台北故宫》则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，北京广播电台主持人春晓的配音获得了不错的口碑。
本文来源：北京晚报
